2008年初绘画系教师及家属一行三十余人赴印度旅行度假，东旺老师一家四口随行。在德里机场，东旺老师推着满满的行李车，妻子及一对儿女紧随左右，其乐融融。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小儿大约七八岁，女儿十岁左右，一家人一路欢歌，开心。旅行途中，在大巴车上东旺老师夫妇站在走道中取行李，印度司机突然急刹车，夫妇俩双双摔倒在车上，俩人拍拍灰，笑嘻嘻地站起来，东旺老师自嘲地调侃：“要是怎么着了，我这也算工伤。”听他话语时，透过他身穿的短袖背心，可见他厚实的背膀。

　　这些情景是那样的清晰，仿佛昨日刚发生，刚见到一般。

　　《适度兴奋》让我记住了东旺老师的名字。2000年，我在中央美院就读，其时，中央美院油画系开办高研班，美术界惯称“大师班”。因为汇聚于此的都是在全国崭露头角的油画新秀，是资深艺术家及教授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钟涵、袁运生等先生“点将”而来。高研班份量之重，在当时可想而知。东旺老师无疑是高研班里夺人眼目的人物，无论是在高研班期间完成的作品，或是在结业之后举办的展览，都证明他是一位优秀而杰出的青年艺术家。也因此，2004年他被引进到清华美院绘画系任教。在此前后，我也来到清华美院学习和工作，与东旺老师有了许多的情谊和工作上的交集。

　　我旁听了东旺老师引进到清华美院的面试会。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面试会上他以中国古代彩塑及石窟造像为例证，讲解写实的造型方法及艺术特性。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年轻的油画家，完全从中国传统艺术的角度讲述写实油画的表现方法及价值，着实令人耳目一新、颇感精彩。他从“表情结构”和“以意造型”分析写实绘画，讲得从容且自信。可以看得出，他在此方面的专注和凝思，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能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证明自己的理论思考及艺术取向。其间，他在绘画系展厅里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展出作品包括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村民系列”展的部分作品。一天清早，刚上班，东旺夫妇专程请来钟涵先生看展览。我恰巧碰上，跟同他们一起看展览。在逐幅看作品时，钟涵先生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嗯，画着，画着，就这么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钟涵先生一向以治学严谨、博学善言而闻名，在东旺的画作前，他的言词是如此简单，让我有些意外。事后想来，在好的画作前，最简单的语言应该是对绘画作品最好的评价，行家里手在作品前的比划揣摩是对作者最好的褒赏。钟涵先生看作品时，东旺老师始终是一脸的恭敬与谦卑。

　　平时在绘画系见到东旺老师，他话语不多，也不健谈。在为人处事上，他不逢迎，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对于不同的意见和做法，他也从不与人当面争执和辩驳，他以自己的行动去做自己认准的事。我唯一见他生气、愤慨，是在系办一位模特找上门来，与他理论，要求赔偿肖像名誉损失。那位模特说：“你把我脸上的伤疤画出来了，还取名叫有刀疤的人，你让我没法见人，损害了我的名誉，你要赔偿。”东旺老师似乎憋足了一股劲，一时又不知怎么解释，只是连声说：“你别听人家瞎怂恿！”模特似乎不依不饶：“不行，你丑化我，我要告你。”东旺老师一下子激动起来，拍着桌子大叫：“我怎么丑化你了，什么叫丑化！”我在一旁帮腔：“罗丹把巴尔扎克雕塑得像猪一样，还把雕像立在巴黎街头，这能叫丑化吗？”自知无理的模特怏怏地说：“我没你们能说，我说不过你们。”这样的小闹剧虽不足提，但我由此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在艺术上，东旺老师有强烈个性，对他而言，艺术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写生是东旺老师艺术创作和教学的特色，他的作品都是在写生中，甚至是在教学示范过程中完成的。我曾应一本杂志之约与他聊艺术创作问题。谈到写生，他说自己经常画身边熟悉的人，对于不熟悉的模特，他也会在写生过程中与他们闲聊。对他而言，闲谈交流是艺术创作必须的环节，是感受对象、深入创作的过程。观察对象不只是用眼睛，而是用身心去体验对象（我们当时称之为“立体”的观察形象），对象的呼吸、声调及微妙动作，这些并不都是眼睛所能察觉到的形象细节，也被他深深地烙印在作品形象中。这是他对写实的理解，以及对“真实”的捕捉。他引用梵高的话说：要让每个人物都成为独角演员，绘画才有生命。写实、写生看似是绘画的基础问题，但却维系着绘画创作的核心。写实、写生不只是与技术表现有关，艺术思维及观念直接决定了写实、写生的结果乃至其意义与价值。他在绘画系教学讨论会上就提到过：我们现有的教学缺乏艺术思维的训练，缺乏感受力的引导和培养。他在教室写生示范时，总是被学生围聚，但他并不希望看到学生只是模仿他的笔法和造型方式，而是以自己的写生创作过程引导学生认识一个生活原型如何转换成为有生命的艺术形象。

　　2013年4月东旺老师在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相由心生”艺术个展，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展览。赵萌老师极力促成此展览在学院展出，为此学院和绘画系多次开协调会，争取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举办东旺老师的展览。“相由心生”展览是东旺老师举办的第二次个展，与“村民系列”展览已相隔七八年的时间。这也是东旺老师在艺术创作上稳健推进、成果斐然的时期，他的创作状态极佳。一次，在绘画系会议室讨论展览及研讨会的细节问题，除东旺老师夫妇外，还请来了刘巨德老师、张敢老师、陈岸瑛老师和台湾的黄先生等。大家各各抒己见，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共识：这个展览不只是东旺老师创作成果的展示，同时可以借此展览探讨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的一些问题。可以说，这次工作会议不乏学术观念上的碰撞与交流，从作品的社会性、艺术性，乃至艺术市场等问题都有所触及，特别是针对展览主题以及研讨会话题设定等问题，大家讨论最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东旺老师连续操持两次展览，工作之巨之细，可想而知。他是疲惫的，也是快乐的。在学院布展时，有同学已见他腮下隆起的肿块，提醒他，但此时他完全忘情地工作着，顾不上。

　　此后，近两个月我没见到过东旺老师。再后来，传来他确诊患上肿瘤的消息。

　　至今，我无法确信已与东旺老师告别。现在常常想起，不经意间与东旺老师在学院擦身而过，停下，三言两语，彼此问候或随便聊点什么，该是多么开心啊！即使他出门远行了，因为有了惦记和牵挂，生命就没有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