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旺应该没走。

　　东旺和我是在央美念书时的同学，又同住一个寝室，打初次见他，便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老实、腼腆、言语不多，甚至表情单一，当时我们寝室的另外两人，翁奋、武俊，加上那时年少轻狂的我，均深陷在前卫艺术的狂热中，每天在寝室跟打了鸡血似的讨论诸如解构主义、女权艺术、后人类等等当代艺术命题，而东旺自是一个坐在他的床沿，默默地听着或翻画册什么的，也从来没有听见他言语，在无数个这样的艺术喧嚣中，东旺好像被遗忘了，他好像一个旁观者，至今我也不知道东旺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是什么。但这样在喧嚣中静观，我想他应该是在包容了吧。这种包容本身就是东旺的内在力量。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仍一如既往的喧嚣，把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如摇滚乐、跳舞、弹吉他等一个劲地倒给了同学们，东旺当然也是默默接受了，他的静默以至于在有一段时间，我们似乎已忘记了他的存在。直至有一天，在当时北京最好的一家画廊——北京音乐厅画廊的一个展览上看见了东旺的一组人体作品，并广受好评，才觉得，沉默的东旺其实一直蕴藏一股更深更内敛的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被更多喧嚣遮蔽了。

　　有一段，东旺总坐在寝室里独自地笑，过了几天，一个女孩出现在他身边，一块去食堂打饭，一块出入教室，一块骑车外出，才知道东旺家乡的女朋友来北京陪他读书了，这女孩名叫宏芳，单纯而漂亮，如影子般的伴在东旺身边，她的到来，让有些阴郁的东旺立时显得阳光起来，脸上的笑容开始灿烂了，画面也随之明朗而有意趣了，这时间的很多作品东旺均是以宏芳为模特的，当时是这样一个画面：教室的一角，东旺在专注地画面，而身后站在一女孩儿，用崇拜的眼光盯着画面，也盯着东旺，这女孩叫宏芳。

　　这样的小日子过了一年，有一段时间，突然没见宏芳跟在东旺身后，东旺也开始有些不安，才知道宏芳被父母叫回老家了。

　　那一段时间的东旺每天都是不安的，他总觉得自己的眼皮在跳，认为这是不好的预兆，我们只能尽力劝慰他。有一个晚上东旺半夜惊醒，大汗淋漓地说他梦见了一堆小孩在玩，东旺认为这是有小人在怍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回老家找宏芳去了。

　　后来的日子里，又回到了以前那灿烂的画面，宏芳仍如影地跟在东旺身后，而东旺的笑容也开始渐渐多了。

　　现在想起来，东旺其实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在他木讷的外表下有着极其感性的神经细胞，这种敏感性是他艺术风格的内核，因此在东旺作品中的写实外表下，藏着的是敏感而脆弱的表现主义灵魂，在东旺作品中，人物的眼神及那些神经质式的笔触是极大地区别于一般的学院主义作品，这里面是东旺的个人私密体验，这种个人化的深层经验是东旺作品最为动人之处。

　　毕业之后，大伙各奔东西，联系甚少，东旺的艺术在毕业后融入了更多个人化的东西，其油画技艺的精湛也爆发到一个罕见的高度，成为中国新写实油画的代表人物。

　　在去年5月份东旺的个展上，我和宪辛、家兴夫妇几个前去朝贺，与东旺、宏芳在油画院咖啡馆里畅聊了一下午，我仍是一如既往地激情四射，而东旺仍是保持他谦和的笑容，倒是宏芳更像他母亲一样帮他打理一切，我想这便是他俩真挚爱情的结果吧，我不由地羡慕起他俩这种看似淡然的幸福起来。

　　几个月后，我父亲的个展在北京开幕，我打电话给东旺，请他来看，电话里的他有些迟疑，支吾了半天还是说尽量来吧，当时我还有些不快，以为是他推托。次日的开幕式上，东旺与宏芳来了，很让人诧异地是，东旺头发没了，整个一光头，人也有些浮肿，我略感不安，却也不便细问，当时的东旺与我们讨论了很多艺术问题，而那时已有人告诉我，东旺患了淋巴癌，正在做化疗。整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欢乐的同学聚会，大伙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隐隐作痛，我想此时东旺内心那种痛是我们无法体会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阳光灿烂，光着头的东旺看起来很开心，还一如既往地谈论着他挚爱的绘画，那层隔着悲痛的纸谁也不愿捅破，我愿意相信那个下午的东旺是真正幸福的，他有着过人的艺术才华，更有着宏芳对他的爱。

　　九个月后，东旺好像是走了，网络媒体上到处是悼念他的声音，我的心是一阵阵地痛，东旺是个好人，上苍为何要带走一个好人？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枕边的手机响了，拿过一看，是东旺的手机号，竟以为是东旺没走，打开信息一看，是宏芳用东旺手机发的吊唁信息，当时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条信息至今我仍保留在我手机里，这是东旺的手机号。

　　我依然固执地觉得，东旺应该没走……

蒲菱（蒲菱：现任教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2014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