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时常觉得要说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忻东旺这个名字不时会硌得心里一痛。一个著名的油画家，一个一面之交的朋友。他遽然驾鹤西去，我们这些碌碌的凡尘中人还能说些什么？

　　一月中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位画家朋友的短信叮地一声轻轻地落入我的手机。过了一会儿我才看了看，顿时目瞪口呆：忻东旺逝世。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位画家朋友弄错人了。然而，不幸的消息总是那么容易得到证实。读到了网络上的快讯之后，呼吸瞬间沉重了起来。

　　去年的夏天，几位朋友辗转地传给我一个信息，询问是否愿意与东旺做一个学术对话。我多少有些犹豫。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绘画的修养十分薄弱。不久之后看到了东旺的画册，那些浑厚有力的人物肖像画即刻打动了我。我们迅速定下了北京晤面的日期。

　　作为对话的一个小小的前奏，我顺手复印了两篇自己的论文寄给东旺，阐述的主题是文学如何表述底层的生活。论文的穿行于某些晦涩的理论段落，我估计画家没有多少兴趣。所以，东旺太太后来的描述让我十分意外——东旺反复阅读这两篇论文，论文的复印稿画上了许多横杠。东旺驾车到画室的途中，甚至要求车上的太太朗读论文的某些段落。“坐在汽车上读书是要头晕的”，东旺的太太说着笑了起来。

　　第一眼看到东旺站在画室门口灼亮的阳光里迎客，心里涌过一阵踏实之感。白衬衫，深色的裤子在风中微微拂动，诚恳质朴的笑容，微红的肤色表明了野外的风吹日曝。一个健壮的北方汉子。东旺告诉我，他当过乡村的画匠，曾经走村串户地画影壁墙和炕围子。我当即明白了为什么觉得踏实。可是至今我还是不明白，癌细胞怎么能入侵这个生气勃勃的躯体？

　　我不能完整地回忆对话涉及的全部话题，记住的是对话的融洽气氛。之前我与东旺素昧平生，我们竟然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三个小时，并且是在摄像机、灯光与录音设备的持续干扰之下。思想的引擎真正发动了，各种想法随机地涌现，彼此之间相互启示和推波助澜，默契肯定是双方如此投入的原因。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安排在一张大油画前面，画面上是一群装修工人。那时我的房子刚刚装修完毕，一种熟悉的气息从画面之中溢出。东旺解释说，他装修过一间画室，与一批装修工人成了朋友。双方的友情或许是这一幅作品的最初契机。我相信，东旺的底层经验被触动了。他曾经提到，这些装修工人的生活细节如何打开了内心的某一个尘封已久的角落：沾满泥沙的双手，打上各色补钉的行李卷，水泥地上搁几块砖头当作枕头，满身的汗水气味……东旺的大量作品表明，他的视野从未离开这一批奔波在大地上的草根民众。东旺不惮于承认，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对话之中询问了东旺一个问题：他的作品之中，不少底层人物的人体比例似乎有些特别——这些人物的头部偏大，四肢茁壮，可是躯体相对瘦小。这显然触碰到东旺的兴趣焦点。东旺谈到了东方与西方人体造型的不同传统，谈到了汉俑、宋塑带来的启示，还谈到了他对于这些底层人物的观感：这种人体比例仿佛与底层人物的工作与生活存在某种隐秘的呼应。壮实的头部和发达的四肢显示了体力劳动者的特征，含胸收敛与瘦小的躯体隐喻了他们卑微和谦恭的社会神态。一个相当有趣的思考线路，东旺的谈话涉及了艺术的一个难题：画家的主体观念、作品的内容与艺术形式三者之间如何实现隐秘的交汇与兑换。

　　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否和东旺谈到那些底层人物的表情和姿态？我察觉到，东旺作品之中那些底层人物的表情与周边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张力。显然，他们无法自如地融入周边外部世界，他们的脸部神情、身体姿态混合了渴望、戒备、畏惧、自尊、呆滞、尴尬等多种成分。只有曾经与这一批底层人物同呼吸，东旺的笔触才能恰如其分地捕捉如此微妙而又复杂的神情。

　　接近三个小时的对话并未完全尽兴，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多少遗憾。来日方长，我们还可以制造种种机会。我丝毫没有料到，我们再也不能相遇。据说，东旺和他的太太当时已经了解病情，他们只是没有想到上帝如此性急。对话完成之后，我一直未曾听到东旺的消息，直至一条短信残酷地掐掉所有的后续情节。

　　那天晚上，我很快从手机里删去这条短信，下意识地期待这几行文字从未出现。然而，我没办法删除手机之外的事实。天妒英才，徒唤奈何，东旺的耀眼才华突然冻结在五十一岁。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东旺留下了一批出色的作品。画布保存了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如若天假以年，东旺可以走多远；但是，许多人相信，东旺的绘画作品已经在历史上赢得了特殊的一席。